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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传统、历史经验和世界意义研究”子课题负责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中欧之间的历史交往源远流长，可追溯至两汉时期丝绸之路的西延，然而欧洲学者对道家经典的译介和研究，则发端于“大航海时代”的少数汉学家。18世纪以降，道家经典中推崇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等核心理念，以深邃的智慧吸引了伏尔泰、孟德斯鸠、魁奈、亚当·斯密等启蒙思想家的目光，并在欧洲的古典哲学、政治经济学及文学艺术等领域激荡出深远回响。特别是20世纪以来，道家经典和思想不仅在欧洲的学术研究中焕发新生，其影响力更是逐渐渗透至大众文化的肌理之中。道家文化在欧洲近现代史上的传播、发展和嬗变，不仅体现了中华传统智慧的强大生命力，也为“文明互鉴”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注脚。

“大航海时代”道家经典和思想在欧洲的初传

早在唐、宋乃至更为久远的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与中国道家有关的哲学、养生、炼丹、艺术等文化元素，便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了欧洲。只是因时间的久远和史料的匮乏，关于道家文化在古代欧洲的影响目前仍缺乏深入的研究。然而可以确认的是，至迟在16—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已有欧洲汉学家对部分道家经典作了初步的译介，并由此开启了源远流长的欧洲道家研究之先河。

在16世纪率先来华的欧洲人撰写的书信、游记、报告、回忆录等著作中，已有一些关于道家的论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葡萄牙人加斯帕尔·达·克鲁兹1569年在里斯本出版的拉丁语著作《中华志》、西班牙人门多萨1585年在马德里出版的西班牙语著作《大中华帝国史》，以及意大利人利玛窦在16世纪末撰写并在其去世多年之后于罗马出版的《中国札记》。不过，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往往以儒家为重点，而对道家不够重视。如利玛窦一方面极力推崇儒家的经典义理并试图以“西儒”的形象与中国士大夫交往，一方面宣称“老氏谓物生于无”的学说及其“以无为道”的思想算不上伟大的哲学理论，故而“不可崇尚”。

在16世纪欧洲汉学家所译介的其他中国文献中，也有少量出自道家经典的内容。如1588年，西班牙人高母羡将一部杂糅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中文书籍《明心宝鉴》译为西班牙语，并呈送西班牙王室。1593年，意大利人罗明坚将一部中文书籍《诸家名言汇集》译为拉丁语，其中收录了一些出自《道德经》《庄子》《列子》和《太上感应篇》的名言。

至17世纪，欧洲汉学家对道家经典的译介终于取得更大进展。如意大利人卫匡国在1658年出版的拉丁语著作《中国上古史》中，将老子比作“伊壁鸠鲁式的古代哲学家”。比利时人柏应理在1687年出版的《中国贤哲孔子》中，引用了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名言，并介绍了其中的哲学意义。

然而纵观16—17世纪，欧洲汉学家对道家经典的译介始终聚焦于《道德经》等个别经典及其中的哲学思想，而对于卷帙浩繁的其他道家经典及其对中国文化、政治制度和社会习俗的深远影响，则未能进行深入探讨。因此，他们的相关研究既让欧洲读者初次领略了道家的哲学智慧，也让不少读者留下了道家仅仅是一种古代哲学的刻板印象。

18—19世纪道家经典和思想对欧洲的影响

早在18世纪初，比利时汉学家卫方济已经将《道德经》部分章节译为拉丁语。1729年，法国汉学家傅圣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译介了《庄子》《列子》和《淮南子》等道家经典，并通过他与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学术交流，增强了道家经典和思想对欧洲学术界的影响。

在启蒙运动的部分代表人物看来，道家的“顺应自然”“无为而治”和“自由逍遥”等观念，似乎可以为改良欧洲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教育制度提供借鉴。如伏尔泰不仅在1733年发表的成名作《哲学通信》中，借鉴道家的政治理念批判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及其对个人自由的压迫，而且在1747年发表的小说集《查第格》中，模仿明代小说《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情节，虚构了“巴比伦王子”查第格借“假死”发现妻子虚伪和不贞的故事，并试图弘扬道家对死亡的超然态度。孟德斯鸠在1748年出版的巨著《论法的精神》中，通过对比儒家的“以礼治国”思想和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探讨了古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形成背景，并试图说明“立法者的首要目标是让人民能平静地生活”。德国哲学家康德在1794年发表的《万物之终结》中提出，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神即自然”思想，或许源自“道法自然”思想的启迪。

18世纪欧洲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弗朗斯瓦·魁奈，在道家“效法自然”和“无为而治”思想的启发下，提出了以“自由放任”为基调的经济理论，并试图劝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像古代中国君主一样重视农业生产和“自然法”。魁奈的好友亚当·斯密也很欣赏道家的上述思想，并将其融入他在1777年出版的英文巨著《国富论》的自由经济理论中。

进入19世纪，法国汉学家雷慕沙于1816年率先将《太上感应篇》译为法语，并在1823年发表的《老子的生平与思想》中，探讨了先秦道家的哲学、伦理和政治思想。在其影响下，法、英、德等国相继出现了译介道家经典的热潮。如雷慕沙的弟子儒莲遵照老师遗愿，于1842年率先将整本《道德经》译为法语，并同时在巴黎、伦敦、柏林、莱顿和佛罗伦萨等地发售。随后，《道德经》的首部英语全译本和首部德语全译本，也分别于1868年和1870年完成出版。

至19世纪末，《道德经》已成为最受欧洲读者欢迎的中国古代经典之一，而欧洲学者对道家经典的研究也逐步取得更大进展，其中尤以牛津大学的首位汉学讲席教授理雅各的贡献最大。理雅各运用比较语言学和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先后完成了对《道德经》《庄子》和《太上感应篇》等道家经典的英文翻译和注释工作，并将这些译稿收录进他所修订的《中国经典》一书，于1895年在英国牛津出版。

随着道家经典的外译，更多欧洲学者得以从中汲取智慧和灵感。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创者席勒、歌德等人，试图借鉴道家思想来弘扬个体的自由和情感，并批评欧洲人因过度沉溺物质享乐和世俗名利而忽视了本真的灵性和自然之美。

20世纪以来道家文化在欧洲的多元发展

最近一百多年，道家经典在欧洲的译传已从少数先秦道家经典逐渐扩展至整部《道藏》。其影响也不再限于学术化的层面，而是日益呈现出普及化和大众化的发展趋势。

早在20世纪初，法国汉学家戴遂良率先在道家经典的翻译、诠释和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他不仅像前人一样将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先师的经典译为法语出版，而且运用哲学解释学的方法，重新解读其中的核心内容，并于1905年荣获代表西方汉学最高成就的“儒莲奖”。随后，他又对整部《道藏》的一千多部典籍加以分类整理和诠释，并于1913年正式发表两卷本的法语巨著《道家》。

德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在1915年发表的《儒家与道家》中，探讨了“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等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在1918年发表的名著《西方的没落》中，进一步从“文化形态史学”视角探讨了道家文化的主要特色和发展流变。这两部在一战期间出版的巨著，激发了不少正在痛苦反思战争创伤的欧洲读者对道家的兴趣。一些读者甚至认为，学习道家文化或许可以化解当时欧洲社会面临的困境。在受战争创伤最大的德国和法国，这种认识一度导致了“道家热”的出现。

此后，越来越多的欧洲学者开始热衷于道家经典的翻译和研究，并相继涌现出庄延龄、葛兰言、马伯乐、康德谟、施舟人、贺碧来和傅飞岚等诸多学术权威。其中，荷兰人施舟人在1976年发起的《道藏》翻译工程，更得到英、法、德、意、荷、瑞士和丹麦等国上百位学者的参与，由他主持的团队于2005年正式推出了三卷本英文巨著《道藏通考》。在欧洲翻译出版的诸多道家经典中，《道德经》最受读者欢迎。据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传媒政策研究中心统计，截至2020年，《道德经》已被译为欧洲绝大多数主要语言，其中译本数量最多的，分别是英语译本553种、德语译本298种、西班牙语译本95种、法语译本91种、俄语译本69种。

欧洲读者在学习道家经典时，虽然仍可能面临一定的语言障碍和文化隔阂，但他们对其中智慧的汲取不只是消极的接受过程，有时也会立足自身的语言文化处境，对其作出跨文化诠释和创造性解读。如以道家弟子自居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20世纪中后期陆续出版的六卷本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探讨了道家对古代科技发展的贡献，并认为欧洲历史上常见的那种强调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已难以继续满足科技发展的新需要，而视宇宙为有机整体的道家文化或有助于克服这种思维方式的缺陷。

欧洲学者对道家经典的跨文化诠释和创造性解读，不仅赋予后者新的含义，也让古老的道家文化在当代欧洲焕发出新的活力。尤其是21世纪以来，道家文化在英、法、德等国催生出大量以道家思想为题材的通俗小说、心灵辅导手册、儿童读物、流行音乐和漫画等文化产品。这些产品在加速道家文化传播的同时，有时也难免表现出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倾向。如法国作家丽莎·布雷斯纳在200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老子》中，不仅虚构了老子在宦官服侍之下的奢靡生活及其与妻子和父亲之间的情感纠葛，还虚构了老子在寻找爱妻途中写下《道德经》的离奇故事。

从“大航海时代”少数欧洲汉学家初启认识道家经典的门扉，至18世纪以降道家思想深度浸润欧洲启蒙运动、政治经济学、古典哲学和文学艺术诸领域，再到20世纪以来道家经典和思想在欧洲学术研究和大众文化中焕发新意，并持续为反思生态危机等现代性困境提供东方智慧——道家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和发展历程，不仅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也为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互鉴提供了重要历史参照。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系统梳理这一传播史，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不同文明如何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实现相互借鉴、共同发展。